华夏教育报,中国青年网

日期:2020-01-24编辑作者:教育资讯

Cqv北京交通大学新闻网

图片 1“三千块钱想请一个技术工开玩笑,找一个大学生还差不多!”近日,这样一则段子在互联网上“火了”。在为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境遇鸣不平之余,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大学教育。今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3月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释放信号——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鲁昕阐述说:“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从根本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难在一部分办学定位不清,专业特色不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严重的地方本科高校。这种低就业率、低就业质量的状况,不仅直接造成国家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直接影响数百万家庭的民生福祉,甚至导致一些家庭因教返贫,更影响到国家的长远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和应用型高校的经验,通过试点推进、示范引领,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更加直接地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和就业需求的无缝对接”。4月26日,178所本科院校在河南驻马店达成“驻马店共识”,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联盟,部分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慢慢已经步入轨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部分本科转型职业教育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认为,这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必须重构,也必将重构。”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怎样才能转型成功?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5月7日召开了“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座谈会,转型成为聚焦话题。本科院校为何向职业教育转型“我调研时得知一现象,大学生回家乡就不了业,因为缺乏技能。为此,当地政府拿出每人5万块钱,再培养一年以后才能被当地企业聘用。这对我们教育是极大的讽刺!”谈起此事,中华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余祖光很是激动。在他看来,造成本科高校,尤其是二三本高校就业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供需的严重错位。近几年的调查也显示,招生排名前十的专业和就业排名前十的专业根本不相吻合。除此之外,余祖光还报出了这样一组数字:70%的大专院校、本科毕业生想到几大直辖市工作。“这么多大学生往那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位,这不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教育模式的问题。”余祖光感慨道。要尊重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余祖光认为,过去我们不重视市场标准,不重视市场规律。单一的办学手段,对于市场需求吻合度高的职业教育是不适用的。正如德国曾提出的“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与其说决定于教育体系,还不如说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工。”它和就业证书结合得更紧密,专业化程度细不细也和劳动分工息息相关,因此必须尊重劳动力市场需求。余祖光的观点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的认同。“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的支撑等,这些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部分大学不知道职场需要什么样的人。”他认为,高职、中职这方面过去20年做的要好得多,已经证明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让专业教育回到市场原点,于国于民是有益的。“转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转来转去离不开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一定要围绕着产业的需求、职业的标准进行课程改革。”以西安欧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为例,过去学院毕业生到新闻单位就业的比例没超过10%。后来学院向实践教学转型,抛开论文,让学生们成立工作室,设计网站和杂志,投入新媒体实践,实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而如今,学院的毕业生15%进了新闻及相关单位。胡建波相信,正是围绕产业需求,和产业一起培养人才,最终实现了双赢。除了企业的需求和学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培育中国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胡建波承认,文凭的整体上升或者可以称之为文凭的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升学主义”更是亚洲的普遍现象。因此,引导部分本科向职业教育转型,目的是为了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上学的通道。胡建波说,在我国,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只有不到5%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对想要升学的中职孩子们来说这是条断头路。不仅如此,全国目前每年高考录取大概700万人,专科的录取比例大约是45%,也就是说有300多万人上了高职,但其中仅有5%的高职毕业生有资格专升本,而且只有一次统一考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选择高职就很难继续升学,这与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很矛盾。胡建波感叹,如果高职生中有20%的比例转读四年本科,高职就不会为生存特别担忧。试图解决职业教育“断头路”的问题,也是此次教育部倡导应用技能大学转型的重要初衷之一。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认为,“国家目前只提出科教兴国,没有明确地提技术利国,但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会加强技术教育的分量,使学生熟练掌握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掌握技术应用能力和技术改良创新的能力。” 职业教育发展的他山之石“日本三次转型升级的过程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俞仲文谈到,1950年代日本实行贸易立国,这个时期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1970年代又提出技术立国,从主要引进和消化吸收转变为主要靠开发独创性的自主技术。日本提出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重,到1980年,钢铁、汽车、船舶等工业就跃居世界首位。1990年代,日本又公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也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转型升级造就了日本高技术产业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个地位80%是通过中小企业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俞仲文认为,我国目前基本还处在第二个阶段,社会产业链条中我们仍位于中低端。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将教育的转型升级纳入其中。德国是职业教育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其应用型大学专业性较强,对口性比较好,就业率比较高,这与其两百多年的学校双元制发展有关。据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卢蕊介绍,德国现在有430多所高校,共包括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以及其他少数高等学校,其中应用技术大学占到了50%的比例,而综合性大学只占到整个高校总数的1/4。以2013~2014年这一届的德国学生为例,有64%会选择去综合性大学就读。选择去应用技术大学就读的学生差不多是综合性大学的一半,占到33%。双元制的特点是把职业培训和学术教育结合在一起,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都可以有这种形式的教学和组织方案。学生在这些高校机构接受理论学习,然后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时间比例是1∶1。学校接收学生的决策不是由高校来做,而是由合作企业来决定有哪些人可以入学。最终,会有大约85%的学生跟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是其他学校很难做到的。在整个大学过程中,学生除了获得大学的毕业文凭,还可以选择跟大学相关的某一个具体的职业工种进行职业培训,最后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与内地情形较为相近的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照。20多年前,台湾就将国民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两个板块,并且开始成立科技大学。据胡建波介绍,台湾就业排名前10的高校中有4所是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这样的科技大学,可以说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这点来说还是很有成效。但台湾也深受升学主义的影响,学生拿了专科拿本科,拿了本科拿硕士,拿了硕士拿博士,不停地要升学。科技大学没有最终解决学生升学的问题,反而导致了很多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专科学校招不到学生,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和引以为鉴的。具体路径尚不明朗然而,对于部分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具体路径,业内人士也不无担忧。“这次的转型会不会像原来高校合并、院系调整那样,通过分指标,给项目,给资金来推动?这样即使转型也是被动的转,不是市场主导的、自主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转型当然需要市场引导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但不能脱离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也在倡导的高校自主办学,无论对本科院校还是职业院校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起点,应当由高校自主决定转型与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文锋补充道。从目前情况看,转型的主要方向可能还是体现在课程改革上。通过转设应用类专业,增加实训,培养动手能力,向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素养培养上倾斜。一些专家也希望能够推动建立更为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现代学徒制,给职业教育的发展留足空间。转型的具体路径尚不明朗,但从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满足市场和产业升级等需求来看,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只是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如俞仲文在会上所提:“这次调整不能看成是权宜之计,也不应该仅仅看成是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直面全球化的挑战,把重构高教版图与产业升级,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中国高等教育版图需要重构,也正在酝酿重构。”

用职业教育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专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

2014/06/15 | 徐伟| 阅读次数:2512|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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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在大陆的教育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社会公众与企事业单位对其认可度较低,教育决策部门亦对其另眼相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鸡肋和备选,由于决策层的重视不足,导致中国在核心技术与高级技术人才方面的长期匮乏。

今年2月份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并强调“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在3月22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对转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思路,以及将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与应用技术学校转型的目标。随后,百余所本科高校积极响应,达成“驻马店共识”。

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校校长俞仲文看来,这是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地方本科高校的一次“归队”。俞仲文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主持创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并将其打造为中国最出色的职业教育学校之一。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一名老兵,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让他深知中国职业教育的“病灶”,对于新一届政府的职教改革,他在欣喜中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图片 3李华 绘从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到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明确“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再到4月25日178所普通本科高校发表成为改革的积极实践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本科转型”成了社会热词。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如何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也关乎每个家庭和青年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有太多的意见要表达。■本报记者 翟帆“鲁昕副部长的讲话重构了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在不久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则认为,重构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转型对于构建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从‘h型’变为‘H型’,将断头路变为立交桥。”所有高校都要面对转型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部分”到底是多少?鲁昕副部长给出的答案是600多所,主要是1999年以后新建的本科院校。按照不同类别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这些院校位居末端。为什么是600多所?此前在驻马店论坛上,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已有解释,参考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教育提出600多所本科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加上1000多所现有的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其他高校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之比已向这个比例靠拢。“不仅是这600所,其实所有的高校都要面对转型的问题,转型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需要,更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家的产业已经在转型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也必须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说。查建中认为,我国95%以上的高校都可以算作应用本科,包括清华这样的985高校,而研究型和应用型其实并不矛盾。“以前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是自娱自乐,我们的教育要回到原点,就是职场。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支撑,所有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壑对查建中的观点深为赞同,“职业教育遇到一些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实际存在的‘种性制度’,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始终认为脑门上要绣字,学校名字里必须加上‘职业’。转型对职业教育是利好信息,但仅600多所本科高校转型还不够,所有学校的人才培养里都应该有职业的内容,特别是职业精神的传授,是我们各类学校都应该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的。”不仅本科高校要转型,一向与产业结合紧密的高职院校也有转型需求。作为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就把今年确定为转型提升年。院长单强告诉记者,学校建校17年来一直是围绕产业培养人才,而忽视了学生发展。如今学校的转型是整个人才培养的转型,对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内提升办学层次。转型动力何在虽然已有178所本科高校响应号召加入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但距离600所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唤起这些院校的转型动力?有学者认为动力必须内生,崇尚水到渠成,有学者则寄希望于政府引导的外源动力,出台更多的政策刺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转型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现有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灵活了,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怎么发展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无需政府来告诉怎么转型。“用鞭子抽的转型和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同意储朝晖的观点,但他认为水到渠成和政府引导并不矛盾。从政府的角度有两种办法让大家去转型,一种办法是行政命令,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渠挖好,水到渠成,这个渠是政策之渠,政策面向所有本科院校,由学校自己来选择。“转型其实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张,它在基层、在学校是有呼应的,而且几年前就已开始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介绍说,一些省级政府已制定了富有改革精神的省级规划,成为了转型的外源动力,而一些本科院校也已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已启动转型。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即是一个已开始转型的案例。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学校目前正面临着转设为民办大学的问题,这也成为了学院转型的动力源之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刘枚谈到,学院已经看到本科生在就业时是如此不接地气,从事蓝领工作技术不行,从事管理工作也不适应,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单从解决学生就业来讲,学院也有着转型的紧迫感。政府之手挥向哪里此次高等教育版图重构,让不少教育界人士想到1999年的高校扩招。扩招15年后,当年的一些政策又被重提。“版图重构让我感到欣喜,但又有点酸溜溜。这说明我们当年的顶层设计就不科学。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我们的顶层设计就分成两个板块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回锅肉’的局面了。”俞仲文认为,需要反思当年高校扩招的政策,不要再把这次调整仅当作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和权宜之计,而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转型过程中政府该做些什么?政府的手该指挥向哪里?学者们有着一致的意见,都认为政府需要制定转型发展方案、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这一过程须考虑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避免“一刀切”。俞仲文提出,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教的政策,支持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他还建议,在方案中可以写入“让优秀的高职院校校长担任本科院校校长”,以加速转型。但在政府是否该利用经济杠杆来撬动转型,学者们却形成了两种意见。俞仲文认为,要让转型的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可以考虑有一笔经费,转型高校才可以申请。查建中则希望政府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经济杠杆,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本以及学校对职场和国家经济的贡献率来拨款。储朝晖则有些担忧,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转型了就多给招生指标,转型了就多给项目,“在现有体制下这样办事最方便,最能够短期见效。但你多给我指标我就转,这是被动的转,而不是市场主导的,或者是自主的转。职教的病根在管理,政府老是把职业学校抱在怀里,求得照顾。因此首要的是改变这个体制,让职业学校能够自主发展,离开政府的怀抱也能够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讲其他的都没有用。”余祖光比较乐观,近期他参与了几次高校设置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在逐步放权,工作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有着很浓的市场经济味道,这一点是我们转型的钥匙。”————————短言微议————————高校转型网友谈@欧阳河:什么叫地方高校,属于地方办的还是隶属地方管的?什么是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中也有211甚至985高校,部委院校中也有非211、985院校,中央的高校都不需要转型?高校转型到底是按地域划分,还是按类型划分,或是按隶属关系划分?@成都冯川:主张大学转向职业教育的人,其依据无非是: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工作又没人去干。问题是:这些没人干的工作,是人不愿意干呢,还是不会干?如果是没能力干不了,有针对性地办些职业院校当然不错;如果是不愿干,办这样的职业院校招得到学生吗?@老冯说:(转型)早该如此。如今的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知道学什么,却不知道做什么。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就是要培养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以自己的专业特长,立足岗位,服务社会。@鲁储生: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需要解决,若无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配套来解决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单纯的本科教育改革效果恐怕有限。@于东平:把一半的本科高校转为职教,这是正确的,只是动作晚了点。但这不是改革,而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600多所高校基本上是当初盲目扩张,通过专升本、大学二级学院、大学成人部和培训部升格而来,实践证明,都是政策性失误。

我们走了多年弯路

记者: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相继提出本科院校向职业技术教育转型的问题,这一改革议题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您如何评价?

俞仲文:这一改革实际上是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重大举措,听到鲁昕副部长的讲话,我在欣喜之余又有点痛楚,像这样重大的改革,顶层设计早就应该做好,但我们却走了多年的弯路。

2001年,我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校长和党委书记,时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的吕福源听我汇报到深圳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使得三年制高职是明显不符合产业要求时,他让我们大胆试验,搞四年制高职,但是不叫做“升本”,由教育部正式发文,让广东省自行决定待遇。这实际上是允许“多学制”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也是重构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实际步骤。但是,后来随着教育部主要领导的变化,四年制高职试点不幸夭折。而且据说当年还要查四年制高职试点的文件是怎么出来的。

从2001年开始,针对一批高职院校逐步升本,思路是走把本科与高职截然分开的路子,而我当时就提出,“升本不是高职升本升到普通本科院校行列,而是恰恰相反,是地方性本科院校要‘归队’,归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行列中来”。没想到这句话竟在十几年后成为现实。如果当初就做好顶层设计,到现在就不会有“炒回锅肉”的感觉。

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宣示了新一届政府崭新的职业教育观。他提出要发展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准确。我们过去只提“科教兴国”,没有提“技术立国”,长期以来技术应用和技术转化始终是我们的弱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重大的失误。这就是在技术转移问题上,把引进技术作为终点了,落后了就引进,再落后就再引进。我们引进了无数的装备和生产线,恰恰没有引进制造装备和制造生产线的能力。这除了政策失误外,也与我们缺乏优质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关。我们有高等科学教育、高等工程教育,也当然要有高等技术教育。但这一块是严重缺位的,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

记者:正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缺位,导致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和工程师等技术人才匮乏,企业高薪都聘请不到合适的技能型人才,而又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一种人才错配由来已久。

俞仲文:没错,这是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我们沿用的是所谓卡内基高校分类法,将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育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这样一种分法,根本没有涉及到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我们今天讲的本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学科型基础上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培养的是“山尖”人才,是技术的领军和科学发现人才,是重大工程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这种人才是强国强军的灵魂。但是,我们还需要另一部分人才,即面向生产、管理、建设和服务一线的技术人才,但培养这部分“山基”人才的任务没有被系统设计到高校版图内。

今天我国部分本科院校虽然也讲应用,但实际上很浅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学科知识内部的逻辑,来设计课程体系,与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的需求差距很大,学生出来后没办法满足企业需要。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不少弯路,一会学苏联,一会又全都抛弃;一会“以做代干”,办工农兵大学;改革开放后,又走入另一个极端,要培养“通才”,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因此迷失了方向,尤其是“三本”学校更加不知所措。这么多年来,部分本科院校高不成低不就,培养的学生与现实严重脱节,许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还不如高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有1800万辆的年汽车销售量,却没有叫得响的自主汽车品牌,没有哪一所大学敢说,他们对中国的汽车工业有过多大的贡献。我们的医疗费那么高,也是因为使用的医疗器械和高级药物,基本上都靠国外进口;甚至如电梯、厕所的出水感应器、新型打印机、照相机等生活产品依然是外国品牌的世界。全国机械行业总会报告曾透露,80%的核心技术都在别国手上,我们只不过是买了很多人家的设备进来。有人说只有买不到的技术才上得去,而买的到的技术基本上都上不去。可以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中国大学的严重失格,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

这次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技术技能人才和其他高素质职业人才。第一次把工程师放到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序列里来,把高职教育看成是培养工程师的一个摇篮。在现代生产、管理、服务、建设序列当中,工程师是一个很长序列的职位群,从高端到中低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现场工程师,包括技术工程师、工艺师、品管工程师、市场营销工程师等,这种工程师是现实生产中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把这一部分工程师放到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理想中的高等教育版图

记者:您在创办深职院的时候曾提出三大愿景,其中之一是“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您理想中的这幅版图是怎样的?

俞仲文:我认为中国理想的高等教育版图应该像德国那样,即由两大板块组成,德国的高等教育板块分为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技术大学两大类,FH早期是3年制的,现在是4年制的,我国的本科高职应该向他们学习。FH是从1968年开始诞生,一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比如制造学院、管理学院、电力学院等,今天的FH实际上是德国一线制造业最重要的后备大军。

我认为,中国的高教版图也应该是这样,一块是像北大、清华、中大等综合性大学,它们瞄准培养“山尖”人才,无论是技术的、管理的、服务的,都应该去开拓和掌握领军式的技术发明和发现;另外一块是以实务、技术、职场为中心,我们把这个叫做技术与职业教育板块。

记者:这两个板块的理想比例是多少?

俞仲文:像德国,Uni与FH的比例大概是4 : 6或者3 : 7,我们如果做不到,最起码也要5 : 5,一半以学术为主,培养“山尖”人才,一半以实务为主,巩固山脚。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山尖”人才攻不上去,“山脚”人才又沉不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科技成就是杂交水稻、国家军工、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这些买不到的技术就上去了,而更多生产生活上的科技产品,其核心技术都不在我们手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世界上很多奢侈品牌都在中国生产,但都是贴牌加工,我们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不掌握核心技术,可见职业技术教育多么重要。

发展职业教育的阻力

记者:您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在您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发展职业教育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俞仲文: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来自外部,传统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太大,所谓“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搞技术的”不如“坐办公室的”,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现在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更不愿让子女成为“劳力者”。如此巨大的社会惯性,对职业教育口头上重视,实际上不重视,在资源分配、政策倾斜、工资待遇上,都看不出来尊重技术、尊重技能、尊重劳动。

我们看德国、澳洲,熟练电工的工资超过了副教授,走职业教育这条路,也能够过上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工资待遇很高。而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制度,管理者和技术岗位的员工差距太大了。今年广东省的人大会上,一个年薪上千万的银行行长还有意见,还在要求退税,连副市长都看不下去了。因此,我提出,我们不光要有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有技术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工资的最低相对比例,防止劳动大军的相对贫困化,这是一个国家政策问题,不然谁学技术,谁不想做白领?

另一个阻力主要来自职业教育板块内部,以及指导这个板块的行政部门。当时,为了把高职同普通大学相区别,我们提出重心下移,原来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后来改称技能人才,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来看,这种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高职和中职最大区别,中职主要是培养操作技能型为主,而高职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一定技术运用、革新、改良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分法是确定了高等技术教育内涵的逻辑起点。因此,我特别提出高举高等技术教育的大旗,打造高职教育的3.0版或升级版,我们职业教育学校的管理者们先要反思,为什么大家对职业教育不认可,因为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有距离,只培养学生动手,没有培养他们即能动手又能动脑。

这些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他们的文化基础可能是差一点,但是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本科院校是没有多大差距的。我们的深职院创造了“奇迹”,最高的国际网络证书是思科网络公司的CCIE,深职院培养出了100多个学生拿到了CCIE,年薪高达几十万元。在这方面国内最好的软件技术学院,都比不过我们,思科网络公司亚洲区副总裁见到我说,又要表扬我,又要批评我。因为这些学生都是被高考证明“不行”的,但到了我们这都这么厉害,说明他们很有后劲,另外又批评我,因为我把CCIE贬值了,所以现在又增加了英语面试,这很有意思。

校企联合的可能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你认为如何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俞仲文:在这方面,德国的企业与学校相结合的双元制模式就做得很好。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承担教学任务。德国的大企业多,德国政府对企业承担教学任务给予很高的荣誉,企业的积极性比较高。在中国,要想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有几条是需要做到的:

首先,要选择一部分大企业,他们不光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消费者,也是人才培养的参与者,政府应该让他们承担一定任务,同时可以享受减税等优惠,或给予荣誉。企业通过这样的行为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就会愿意参与。关于减税,在2005年的国务院文件上已经写明了,但是没有落实,各部门之间的挤兑和推诿太严重了。

其次,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目前中国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强,完全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树立权威性。以后要招工,都需要持证上岗,由行业协会制定标准,真正做到无训不上岗,无证不就业,树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这样企业的积极性也会调动起来。

再者,学校不能把企业仅仅当作实习基地,实习是基于学习的工作,在学校是基于工作的学习,实习不是简单的顶岗,为企业找个廉价劳动力,而是每个环节都要有师傅,并进行打分评估。学校不能只是在学生需要就业和实习岗位的时候才想到企业,而必须要发挥高校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不仅要适应企业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引领企业的需求。校企合作建立技术攻关中心,用手头上的成果来服务于企业,企业也会更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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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1日,在山西省长治市技师学院技能节比赛现场,机件加工比赛。

记者:那么从学校方面来看,让600多所本科院校“降格”为职业教育学校,他们是否愿意?如何让他们有动力参与改革?

俞仲文:转型需要因势利导,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而不是靠单纯的行政手段。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真正做到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两个板块一视同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家给一个“985”或“211”学校的建设经费,超过了给100个国家示范校建设的经费!这种拨款份额的巨大差别反映了国家教育部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轻视或歧视。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部分本科院校不愿意回归到职业教育的行列里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教育部内部不从根本上铲除歧视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制度和政策,“大国重技”的氛围根本树立不起来。

二是在教育部内部机构的权力与职责的划分上,要力求均衡,不能厚此薄彼。现在职业教育学校在行政级别、资源分配、各种权利上都矮人一头,人家当然不愿意过来。这个问题,教育部要重新设计,要有权力清单,例如高教司和职成司要享有相同的权力;尤其在部分本科院校回归职业教育之后更应如此。

三是制定有利的激励政策,加快高教版图的重构步伐。例如设立一笔建设资金,让转型归队的地方本科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进行干部交流,让优秀的高职专科校长去担任高职本科院校的校长,使其转型更加顺畅和有效。国家必须对人事分配制度动大手术,从唯学历指向的分配制度转变到能力指向的分配制度,从体制机制上真正体现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技能的良好氛围,使得掌握熟练技术技能的人士,同样能享受到较高的经济待遇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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